何以宽恕?

Posted: 2012年04月21日 in 未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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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看Psychology Today上“你能宽恕吗”(Can you forgive)(Banschick, 2011),作者引用Eugene O’Neill的名言”The past is the present, isn’t it? It’s the future too.”(过去就是现在,不是吗?它也是将来)来说明伤痛的绵延性。这便触及到了宽恕的功能性基础——伤痛往往形成一种封闭的结构:过去的伤痛折磨着现在的你,并将继续的折磨下去。而宽恕正是为了打破它,将你从创伤中彻底解脱出来,从而真正变得自由。 

如果宽恕是解锁的重要路径,那么一个普遍遭遇的问题是,解锁为什么一定要靠宽恕,而不是以牙还牙?我曾经那么的爱他/她,却被深深的伤害,为什么不去报复?也许,问题的答案就在于,大凡人与人之间的纠葛,往往是分不清对错的。正如Can you forgive中的例子:也许父母因为弟弟妹妹而忽略过你,也许兄弟姐妹曾经欺负过你,你的生活从此不再如预期般的明艳。然而,如果你意识到,我们每个人都是有缺陷的,每个人心中都是有魔鬼的,我们都在与之搏斗着。那么人们曾经犯下的错误,做过的错事,其实都不是那样的十恶不赦。在这种意义上,宽恕的第一个前提,便是承认过错的可恕性。 

宽恕的另一个重要前提,在我看来,是要承认人的苦难性。现代人之所以难于宽恕的根源恐怕就在于,现代自恋性文化让我们以为幸福是应得的权利(entitlement),于是遭受任何一点的挫折或苦痛,便是这世界对我们的不公了。然而正如之前提到的,人与人之间的恩怨,尤其是诸如感情这种最最私人的关系,又有几个伤害不是互相的呢?进一步讲,由于自恋性世界观将幸福的假定基本化,则生活从此注定成为一个“减”或者“失去”的过程(不幸与不完美是我们大多数人,如果不是每一个人,总会不断遇见的),于是“不公”感的日益累积便转化为怒与恨,其最终出口也只能是报复与摧毁了。承认人苦难性的裨益就在于,一方面,它或许是对这个世界更为准确的反映,另一方面,它让我们可以承受失去,从而令闭锁结构自然破裂,却并不感到某种不公及愤恨。惟有首先从恨的循环中解放出来,让郁积的伤痛随风飘散,我们才能真正走向自由。 

归根结底,宽恕就是要我们用爱去化解恨。如果我们难以做到宽恕,那只是因为,我们其实从未真正爱过。在Fromm看来,爱的本质便在于它是给予而非索取,或者如 Brianna Olivieri的诗句:爱是付出,不是占有( Love is giving, not taking)。既然决定去爱,便是决意超越这有限的躯壳,用自己的热度去尽力回暖另一颗冰冷已久的心。如若此,我们,又怎会去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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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的现代基础

Posted: 2012年02月26日 in 未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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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始终是孤单的,即便孤单的他们聚在一起,也只是孤单的众人(the lonely crowd)——题记

抑郁是现代社会最常见的心理困扰之一。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抑郁在西方社会的发病率比非西方社会要高出很多。这里固然存在不同文化情境下,心里疾患的界定与表现不尽相同这一因素(比如在西方社会,抑郁通常被“心理化”,特别是以负性的情绪体验作为其表征。而在非西方社会,比如中国,抑郁有“生理化”的倾向,比如被冠以“神经衰弱”)。然而这也凸显出抑郁的时代特点:如果说,“现代性”(modernity)是西方发起的全球化的最终归宿,那么抑郁也许就会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病症。

抑郁与“现代性”的关联究竟在何处?Schumaker(2001)《疯狂的时代:现代性与心理健康》(The age of insanity: Modernity and mental health)对此有精彩的分析。在他看来,“现代性”的文化基础,起码就其部分而言,是一种以孤独与异化为特点的过度个人主义。具有“现代性”的个体,除却其自己,便再无它物可依凭了。乃至就连其仅有的自己,也是空洞的、去社会化的存在(empty self)。然而现代社会,就社会与经济活动而言,又是以高度的人际竞争为特点的。在这样一种社会结构中,个体价值不免常常受到威胁。因为我们每个人,很难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竞争一方面固然可以最大限度的激发个体潜能,从而塑造出种种的个人主义神话。但另一方面,却又产生了不可承受的失败之重。这对于“现代性”的个体,恰恰是致命的。他们是如此的依凭自己,相信自己,深爱自己,又怎能面对有朝一日终究来临的惨败?从现象的层面来看,抑郁的根源就在于自我价值被摧毁,而无法加以恢复。仅凭一己之力惨淡经营的“现代性”个体,的确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现代人的抑郁困境还可以从更为微观的角度加以揭示。西方社会心理学近年来一直关注的一个问题,就在于个体是如何应对(cope with)日常生活中自我价值所受到的种种威胁。因为个体价值的脆弱与不定是这个时代个体的普遍状态。自我确证(self affirmation)理论提供的主要策略是,如果个体对其自我价值感到了怀疑,则可以由对其社会价值的确证而得到补偿。比如A或许由于职场上的暂时受挫而心灰意冷,但他/她应该转而想到自己的价值其实也在日常的家庭生活之中。然而“现代性”个体却缺乏这种社会确证的资源,因为在“自足式”自我神话的浸泡中,个体已经失去了与他人以及集体的有意义的联系。于是他们始终是孤单的,即便孤单的他们聚在一起,也只是孤单的众人(the lonely crowd)。

除却社会确证外,自尊的权变模型(self-worth contingency)还提供了另外一条应对威胁的策略:自我价值的个体内多元化。A也许的确是在职场上失败了,他/她也的确欠缺社会支持的资源,但他/她应该想到,在职场之外,难道就没有其它领域能够体现与确证自我的价值?如果个体能将自我价值建筑在多元的领域上,而不是将鸡蛋放进同一个篮子,则自我价值的风险也就分散化了。但“现代性”个体似乎也很难应用这一策略,因为他们还有着“自恋式”自我的迷思。“自恋式”自我的一个通病就在于,他们是如此迷恋于自我的一部分,而忘却了其它。亦即“执着”着。爱之愈深,痛之愈切,何况终究还是求不得?然而在我们这个时代,执着却成为了一种常态。人们不仅孤单,并迷恋着这样的孤单。

Obedience(1969)

Posted: 2010年10月29日 in 未分类

虽然对Milgram的服从实验(Milgram Obedience Experiment)耳熟能详,但之前还从未听过有记录这一实验的影片(Milgram & Johnson. (1969). Obedience. University Park, PA :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直到看过之后,方才大呼:差点错过了一部影像史上的杰作!

Milgram实验的基本意图在于,探究人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够遵从并执行权威的指令,即便这一指令有悖于他们的良知。作为犹太人的后裔,Milgram对二战中纳粹的种族清洗自然有无法磨灭的印象。然而表现出如是破坏行为(destructive behavior)的纳粹分子,果真是一群天生良知泯灭的野兽吗?一个平素具有良知的普通人,就不会在某种特定的情境下,施展出破坏行为吗?Milgram希望通过设计精巧的行为实验来解答这一问题。Obedience(1969)便是对其主要实验过程及结果的真实记录。

实验是在Yale心理系的实验室里进行的,被试全是通过广告从New Heaven招来的普通市民——平素良善、受过教育。实验中,被试需要扮演一项记忆教学的“教师”的角色。如果“学生”(实际上是Milgram的同谋)在记忆教学中出现了差错(何时出现差错也是Milgram事先安排好的),则“教师”需要通过电击给予其惩罚。Milgram向被试保证,电击是不会对“学生”造成伤害的。然而“学生”却向被试透露,自己患有心脏病,对电击是很敏感的。

实验就此进行。“学生”开始在记忆教学中陆续出错,而作为“教师”的被试则给予其由若至强的电击。由于处在不同的密闭房间,“教师”是看不到“学生”本人的。但他却可以通过扬声器听到“学生”遭到电击后的反应。随着电击强度的增强,“学生”开始发出惨叫(惨叫声也是事先录好的标准化录音)。到显示为150V的电击时,学生叫道,“快放我出去!你不知道我有心脏病吗?我受不了了!”然而按照Milgram的设计,如果被试能够一直执行主试电击“学生”的命令,最终的电击电压将达到标有“注意,有致命危险”的450V!实验的结果,正如课本所陈述的那样,是相当灰暗的:大多数被试都服从了主试的命令,执行完了所有的电击!

如果只是在课本或者论文里看到这样的一段介绍,也许你并不会受到很大的冲击。于是Milgram实验便只能作为某种“知识”,而非“生命经验”,存在于你的记忆中。然而Obedience(1969)却不止于此。它真正把你带回了Milgram实验最为原始的境遇里,告诉你那些冷冰的数字及陈述背后,曾经发生了怎样震撼人心的生活事件。最为奇妙的是,并非出自专业制作的Obedience(1969)竟拥有如此强大的镜头感染力,在影片播放的大部分时间里,你竟常常忽视了荧幕对于时空的阻隔,忘却了自己作为观者的存在。Obedience(1969)最为经典的部分,在我看来,莫过于对一位完全服从了主试命令的被试行为过程的完整记录。当“学生”在受到150V电击而发出“快放我出去!你不知道我有心脏病吗?我受不了了!”的抗议后,他也对是否应该继续进行实验十分犹豫。“我觉得有点不对劲”,“那位先生可是有心脏病的”,“你们不应当去看看他的状况吗”⋯⋯然而在主试“继续实验”、“这是实验所必需的”、“你别无选择“的命令与压迫下,他一次又一次的在“学生”的惨叫和抗议声中加大了电压。高潮出现在电压约莫达到250V之后,“学生”此时对记忆实验及电击已经完全没有了反应,于是在这死一般的沉寂中,被试——“老师”——掩面垂头,痛苦而又绝望的继续加大着电击。他已不再有意识的对自我行为加以合理化(Rationalization)了,他也不再对主试进行任何质疑及抱怨(亦即不再以言语上的不服从作为行为上服从的补偿),他只是机械的而又不顾一切的将电击一次次进行下去,直到终于达到了致命的450V。我们似乎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正如后来有学者所分析的那样,被试在此时已经完全陷入了“习得性无助”(Learned helpless)的状态:他知道自己是无法左右实验的进程了,他甚至无法左右自己。这是如此深切的一种绝望,以至令人彻底放弃了对自我的约束。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原本作为局外者的我们,却在旁观一场如此具有张力的事件过程中,渐渐陷入,以至终于也无法置身其外。正如纽约时报2008年的一篇回顾文章所指出的那样,直到几十年后的今天,当再次面对Milgram实验时,我们仍然会不住追问自己:如果是你,你会不会按下电击的按钮?这的确是一种切肤的拷问:被试在Obedience(1969)中每按动一下按钮,我们——无论当初的被试还是今天的观者——便在内心中被沉重的鞭笞一次。

后来从教室出来,太阳尚未西落。美国东部的秋色,在这样温暖的阳光里,应当是十分美丽的。然而我却无心欣赏这番美景。我陷在Obedience(1969)里了,一时还难以走出来。也许,这便是影像所独有的魅力吧!是的,作为“知识”的Milgram实验固然经典,但它始终缺少一种力量:一种转化为“生命经验”的力量,一种被身体“记住”乃至“改变”身体的力量,一种跨越时间与空间束缚的力量。幸好Milgram制作了Obedience(1969)!然而后来的APA伦理已不再能够容忍产生这样的杰作了——APA早已决意将研究与艺术区隔开,将知识与行动区隔开,将思考与情感区隔开,以维系这一学科在科学上的正统与价值上的中立。于是,正如历史上许多伟大的艺术杰作一样, Obedience(1969)既是难以超越的,更是不可复制的:它的首映便是它的绝唱,它的诞生也就是它的葬礼!

世纪症

Posted: 2010年09月25日 in 未分类

几年以后,我才找到了波德莱尔的诗集。《恶之花 巴黎的忧郁》,本是如此令人喜爱的名字,然而翻看以后,诸如“爱人,想想我们曾经见过的东西,在凉夏的美丽的早晨:在小路拐弯处,一具丑恶的腐尸在铺石子的床上横陈”的字句,却并不觉得喜欢,甚至有些恶心。于是我问她,为何当初是如此深爱着这本集子,以至多年后仍念念不忘?她只淡淡的答说,也许那时,她所患上的正是波德莱尔们的病症。

 

其实,我也时常会去想象她十七岁的样子,以及那寸步不离她的,窒息而又绝望的生活。我想过她是如何坐在楼梯的角落里,于天窗仅透下的一丝阳光里,孤独的抱住自己;她是如何在一条又一条的街道间徘徊,躲避旁人投来的诧异目光;她是如何成为一只被囚禁的鸟,尽管笼门始终敞开着,却怎么也无法找到通往蓝天的出口;她是如何成为一具失语的躯壳,可怕的沉默正死死扼住她的喉,抽走她仅余的最后一口气息⋯⋯我问她,那时你也会做梦吗?她木然的看着我,既不点头,也不摇头,只是那样呆呆的看着。我什么也想不起来了,脑中混沌得可怕⋯⋯不过如果有的话,也只能是在波德莱尔的诗里吧。过了许久,她才这样的对我说。

 

于是,我又回过头去,于《恶之花 巴黎的忧郁》里,找寻她可能做过的梦。

 

“我常常回想起那迷人的月色,

        那种寂静,那种倦怠,

  那种在内心的忏悔室里低声地

      说出的可怕的告白。   

这可是她那时的呓语?

 

“请问,阿加特,你的心可有时高飞,

  远离这污浊城市的黑暗的海洋,

  飞往另一座充满壮丽的光辉、

  碧蓝、明亮、深邃、处女似的海洋?

  请问,阿加特,你的心可有时高飞?”

这可是她曾经的叩问?

 

“我的青春只是黑暗的暴风雨,

  到处看到斜射过辉煌的阳光;

  雷和雨造成如此破坏的惨况,

  园中剩下的红果已寥寥可数。”

这可是她曾经的哀叹?

 

“我们安然相爱吧!小爱神丘比特

  暗藏在哨所里,张着运命的弓矢。”

这可就是她曾经的渴望?!


于是,我终于找到了那个十七岁的她,她窒息而又绝望的生活,以及于这样的生活中,那仍然不可磨灭的对于美的向往。她果真是懂波德莱尔的,他们被同样的病痛折磨着,却始终不愿放弃自己。这终于成为了一种如此惨烈的美好:越是孤独、忧郁、悲观与绝望,便越是自爱、叛逆、执着与充满诗意。甚至除此以外,竟再无它物能够抵御虚无,乃至产生出壮丽、光芒与不朽了。人世间的许多事情,其美在于此,其悲亦在于此。


“我有比活了一千年更多的回忆。”失却了疼痛,也许,人们便不会再有这么多值得的记忆。

革命与爱情

Posted: 2010年08月3日 in 未分类

Reds1981)是一部长达194分钟的电影,我竟一口气就看完了。 的确,Reds有着很抓人的素材:无论是关于少数派的故事(男主人公
John Reed
是美国左翼记者,《震撼世界的十天》作者;女主人公 Louise Bryant 是美国女权主义作家。其它人物还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美国戏剧家 Eugene O’Neill ,无政府主义者 Emma Goldman 等等)还是大时代的背景(苏俄十月革命),都是很容易出戏的。况且导演
Warren Beatty把叙事聚焦在信仰与爱情这个老少咸宜的主题之上,片子拍得是行云流水、雅俗共赏,怪不得当初既叫好又叫座。

 

然而细想起来,把革命与爱情连在一起,除却票房的考虑外,也的确是有可比之处的。正如John
Reed
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Zinoviev所争辩的那样,他对革命的热爱并不意味着要放弃对妻子的热爱,况且真挚的爱情反而可另革命的激情更加纯粹。弗洛伊德的“泛性论”似乎是此说最好的注脚,然而我更愿意指出这是基于自我的本真性(self
authenticity
):革命不是装腔作势的自我异化,不是社会交换的工具手段,而乃是个体自觉自发的激进性超越——超越自我或者人类当前的某种窘迫的生存状况。在这种意义上,真正的革命者只可能是John
Reed
这样的边缘人,而不是大权在握的Zinoviev们。Zinoviev需要考虑的问题太多了,他的一言一行随时可能变成政治事件,于是工具性必须时刻压倒本真性,革命也就离身体越来越遥远。反之,John
Reed
除了对爱情和革命的信仰——那些指向他内心最深处的冲动,什么也没有,也不可能还有什么。于是革命与爱情的火焰在他的身体里愈发炽烈,直至耗尽生命的最后一点气力。

 

革命与爱情的第二个共性—哪怕它们果真具有自我本真性—便是其往往注定要走向幻灭。正如阿伦特在《论革命》中指出的那样, “十月革命对于本世纪的深刻意义,与法国大革命对于其同时代的意义一样,先是使人类最美好的希望转化为现实,然后又让他们彻底绝望”(p.45)。John Reed Louise Bryant看似传奇的爱情,他们两个人的革命,其实也莫过如此。于是当 Eugene O’Neill对独守空房的
Louise
一针见血的指出:John不应当这样对你,他应当永远让你处在焦点的中心的。Louise,这个那么爱自己的女人,自然而然就崩溃得一塌糊涂。幸而在Warren Beatty的剧本里,后来的大时代救了他们:大时代让Louise隔着那么多人,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望着John的脸,又激动得泪流满面;大时代也让Louise终于能够陪John走完了他生命的最后一刻。然而,并非每个人的革命/爱情都能遭遇这样的拯救的,或者说,寄托大时代的拯救所反映的不过是深切的绝望(“解放与自由并非一回事;解放也许是自由的条件,但绝不会自动带来自由;包含在解放中的自由观念只能是消极的”。见阿伦特,《论革命》,p.18)。革命与爱情幻灭性的实质就在于:革命/爱情不是万灵药,人们却想用它解决所有问题—不论失衡的社会结构或者人际结构、失范的社会秩序或是心理秩序—朝夕起效,一劳永逸。在这里,我们似乎又遭遇到了那个时代性的问题,亦即我们根深蒂固的线性时间观,对自我在此世实现的笃信,以及由此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存在的焦虑。

 

我想谈的革命与爱情的最后一点共性,便是“由人所开创和出演的一切故事⋯⋯只有在行将结束的时侯才会揭示它们的真正意义”(阿伦特,《论革命》,p.52)。在我看来,JohnLouise恐怕从没有意识到他们的爱情会与那样的一个大时代息息相关,并最终成为其一部分。他们只是跟着内心的冲动在走,应着未知的生活在走,就那样曲曲折折,跌跌撞撞,起起伏伏的走了下去。哪晓得一不小心,回过头去,竟成为一段历史了!然而这样的历史,这样的意义,又是不可能属于爱情中的他们的。它只能存在于Louise面对逝去的John的哭泣中,只能存在于她苍老后的回忆中(如果有的话),只能存在于若干年后人们的谈论中。无论怎样,革命/爱情中的人们不清楚自己行动的真正意义,而一旦认清了意义(如果可能的话),无论合意也罢不合意也罢,革命/爱情却已然结束了。这样看来,正如在革命/爱情中所体现的那样,人们终其一身追求意义的过程—因存在荒谬的焦虑感而激发的去荒谬化的过程—反而往往令自身的存在愈发荒谬起来:你所欲的,总是在抓住的刹那间逝去;不断的抓住也就是不断的失去。

一百年

Posted: 2010年06月13日 in 未分类

情人若寂寥地出生在1874

刚刚早一百年一个世纪

是否终身都这样顽强地等

雨季会降临赤地

 

遇见陈奕迅的这首《1874》,还是因着《香港纯弦古典流行》这张跨界专辑。或许单纯的器乐反而更能让人体味旋律背后的叹惋吧,是的,就在那么一瞬间,我便不可自制的想,我一定要了解这首曲子背后的故事。

 

于是回过头去找Eason的歌,以及歌词。于是约莫知道了这个故事。不,或许用编造更为妥贴些。但不管怎样,我都想为它写下点儿什么。

 

人们似乎一直就喜欢着故事的,无论看故事,听故事,讲故事,或者编故事,总之生活是要有些故事的。然而,故事也分好坏,坏的转瞬被忘记,好的或许会陪你一辈子。

 

什么才是一个好的故事?这当然不是轻易能回答的问题。然而如果非要简单的讲,如果一个故事真能在众人间一代代的传下去,或者纵然失传后,仍能在若干年后被重新拾起,这必然要求这故事背后有着某种超越个体与时间的统领。在这种意义上,所谓故事应该是对人类某种普遍生存状况的隐喻。于是只要人存在着,人存在的这种状况存在着,人的故事也便能存在着。

 

记得佛教云人生八苦: 生苦、老苦、病苦、死苦、爱别离苦、怨憎会苦、求不得苦、五阴炽盛苦。 这恐怕就是人存在的一种普遍状态。所以人的那些故事,如果真要内容分析的话,恐怕很多都与这八苦有关。就《1874》而言,仍然没有遇到那位跟我绝配的恋人你根本也未有出现还是已然逝去自然是一种求不得,亦即人存在的一种普遍困境。然而更为仔细的分析起来,求不得苦于《1874》中却又有着自己的殊性:一是正如Baumeister1987)在《自我:何以成为一个问题》中所观察到的那样,在现代人那里,爱情代替宗教成为了人自我圆满所追求的至上目标。因此《1874》之求不得苦乃是不同以往的,专对尘世个人之爱所无法实现的喃喃哀叹。其二,或许更为重要的是,由求不得所造成的生存痛苦在《1874》中被或者说大大强化了。在这里并非指个体对痛苦的觉知体验,而是指对求不得之不可抗拒的体认。进言之,情人若寂寥地出生在1874刚刚早一百年一个世纪实际上已经认定:(1)那个此生惟一的情人是确实存在的,然而(2她/他于此生相遇已是不可实现的。那么在这种境况下,对一个信奉线性、单向时间观,不相信轮回的现代人而言,如果尘世之爱是他/她人生圆满的充分必要条件,那么他/她人生之不圆满就是必然的、不可逆转的。而恰恰由于现代人又笃信能动性自我控制,亦即笃信凭一己之力即可自我实现,那么当他/她面对这种求不得却明知自己莫奈何时,其内心之悲凉荒谬若斯乃是可以想见的。

 

于是在这种意义上,1874》的确是有关我们这个时代人类存在状况的一种隐喻:一面是对邂逅你看守你一起老死的无比向往,一面却又因着这种向往,在“知”与“觉”的现实中令自己不断走向幻灭。然而我其实也会突然的想,如果有一天,Eason真的能把《1874》唱给百年前的那个她听了,她果真会一如百年后的我们这般唏嘘感动吗?也许会吧,如果非要保留一丝所谓的暖意的话;但也许,其实是不会的。“知道又能怎样,不知道又会如何?”也许这才是百年前的她听完Eason的歌,想要告诉我们的话。的确,在很大程度上,《1874》只是属于百年后的我们的我们知道得太多了,“执念”也太多了,“烦”也就越发的纠缠着我们,令我们病痛加身。这便是我们时代独特的困境。因此,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听起来或许有些残酷,《1874》也许并不是一个好的故事。

红颜白发

Posted: 2010年06月1日 in 未分类

很偶然的,我终于有机会完整了解了这个故事。

以前,我只是感到,在于仁泰所营造的光影世界里,《白发魔女传》是一个颇具诡异奇幻色彩的所在。诡异奇幻得非要把古典的叙事结构彻底破碎掉,塞进一堆令人费解乃至错愕的符号,方才心满意足似的。于是,我主动退却了,一个换台,便让自己能轻易走出来,从导演的阴谋里出来,而无需去费力的诠释,亦无需投入任何感情。是的,在这样一个高度异化的世界里,动感情是很伤神的。

于是又过去了很久很久,直到卓一航与练霓裳的故事终于得以古典而简单的方式(开端、发展、高潮、结局)呈现在我面前,直到我终于读到了“一夜青丝换白头”这样动人心魄的句子。于是我终于有了那么一点点感悟,并想要把它们写下来。在卓一航与练霓裳的悲剧面前,有人是同情卓一航的。比如“天山游龙”在《情到深处情转薄 ——也谈卓一航与练霓裳的爱情》一文里便认为,练霓裳要求卓一航不顾世俗一切的去爱她,这样的爱所付出的代价让人实在承受不起。“练霓裳本身就无牵无挂,她并没有放下什么。而卓一航本身背负着重大责任,这一切要放下似乎放在谁身上都没那么容易……当练霓裳与师门冲突,一下子把他推到了难以自处的境地。一面是师恩深重,师门荣辱,另一面是朝思暮想的爱人。他实在是有太多的无奈,江湖道义、师门规矩像一张无形的网将他牢牢束缚住,换了任何一个人,恐怕都不会有更好的选择。”“天山游龙”的话看似说得在“理”,也应该道出了卓一航的心声。然而我却一直在想,世俗规矩对一个男人固然重要,难道青丝红颜对一个女人就不重要吗?练霓裳,一个原本如此以自己容貌为傲的女人,因着卓一航而一夜之间青丝变白发,难道她所舍弃得、所放下得还不足够吗?为什么一个女子可以为男人放弃一切,而男人却放弃不了他的家国天下?为什么女子可以相信那男人是真的只在乎她,而那男人却在儿女情长之外还有着其它的世俗牵挂?……也许我有些苛责了卓一航,也许其实他并不曾预料自己会令练霓裳伤痛至斯,也毕竟当练霓裳离去后,他终于幡然醒悟而辞去世俗掌门之职,并远赴天山守候能使白发变黑的仙花之开放直到终老。然而“往者已矣,来者又未必可追”,卓一航此时的放弃已是那样的苍白而又可笑。在“舍身取义”、“杀身成仁”前个个热血沸腾的男人们,在爱情里却是如此的自私、懦弱而又愚蠢,全然比不得那些在他们眼里不过是“小小的”女子。这难道不是一种极大的讽刺吗?卓一航与练霓裳爱情悲剧的根源也许就在于,正如千万个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男女间的悲剧一样,男人其实是并不完全相信爱情的,而女人却又太过相信爱情了。对男人而言,在没有亲眼目睹“飞蛾扑火”之前,他或许只是把它当作女人的呓语;他一边思忖着他的家国天下,一边暗笑怀里的这个女人好傻。直到有一天,他终于亲见了,女人能够如何的为他付出一切、燃烧一切,直到他终于真正相信了爱情的奇迹,然而也就在那样壮丽而又凄美的刹那间,他的女人,以及他们的爱情,都已无法逆转的耗尽了自己,所能留下的不过是无尽的叹惋而已。